寻子32年后终相见:相比之下,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

国内新闻|来源:中国青年报2020-06-17 10:49:15|网络编辑:黄业钦

  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

  32年后,李静芝见到了儿子。

  这个男人34岁了,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。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,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。他出生在西安,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。

  李静芝仔细地看,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,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——像妈妈。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。

  为了找儿子,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,走了20多个省份,见过300多个孩子。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,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。

  李静芝成立了“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”,还长期担任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志愿者。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,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。

  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。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,在“家寻宝贝”话题下,1989年至1999年,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。

  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,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,公安部组织“打拐”专项行动,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。2018年,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、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,达到5年来最低。

  这依然意味着,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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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88年10月17日,西安。下午,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。回家途中,嘉嘉口渴,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,“就一两分钟的工夫,儿子不见了”。

  李静芝正在出差,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。没有手机、互联网,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,她只能去汽车站、火车站干等。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,也寄给“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”的政府部门。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。

  一开始,她收到不少线索,有人打来电报“你儿子在这,快来”。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,“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”。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,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,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。

  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,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,隆起约1毫米。每次去“接”孩子,她都会仔细打量,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,她就知道不对。

  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,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。为了安全,她出路费求同学、朋友陪伴,积蓄渐渐不够用了。

  有一天,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,被人拦下问路,对方也是要找孩子。

  李静芝开始琢磨着,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,结伴寻子。她从电视、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,成立了“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”,每个月开两次会,沟通信息,制订计划。

  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、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——计生部门、妇联、公安机关、教育和民政部门。八九年的时间里,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,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,线索约200条。

  一旦收到线索,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。

  西安女子陈琴西是“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”的一员。31年前的一天傍晚,她家忽然停电,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,灯亮起来时,孩子不见了。

  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,不敢离开片刻,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。

  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“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”的聚会。32年前,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。有几次,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,“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”。

  即使收到线索,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。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,都扑空了。第一次,对方说孩子没在。第二次,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,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。

  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他小时候,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,会赶忙把他送走,“到别处躲上几天”。

  嘉嘉失踪7天时,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。对方告诉她,想要孩子,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。她带着钱去,可迟迟没人来取。来回折腾3次后,她报警了。

  李静芝后来得知,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,有的被骗了不少钱。

  32年改变了很多事。李静芝离婚了,从西安搬到天津。老房子早拆了,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,报刊亭撤了,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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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连不上的线,一端是父母的焦灼,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。

  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。他记得,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,还给了两人5角钱。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,驻足了一会儿,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,把他带走了。

  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,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,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。有人骑着自行车,载着他穿过土路,灰尘荡起。一路上他都在反抗,到处乱踢,第二年春天,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。

  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,几乎每天晚上,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:房子中间有棵树;对面有家银行;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;母亲卖布;他吃过石榴;有次躺在床上,手被熨斗烫伤……自我强迫式的回忆,令他神经衰弱。

  上初中时,他终于获得线索,村里一位老人说,罗新是从陕西来的。高一那年,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,对方派了人来,可因为线索不足,没能调查下去。之后高考,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。

  罗新拼命拼凑细节。他记得,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,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,“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”。

  为了找家,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,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,或在网上搜索信息,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。他忙得不见人影,被室友起外号“丢丢”。

  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,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。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。那时,他21岁,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。

  当天夜里,他敲开亲戚家门,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: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,因为长得大,“像是四五岁”,一度没人要。最后,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——那时候,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。

  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,家里做木材生意,因为忙,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。后来,那个人将他带走了。

  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。陈立鸣记得,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,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。初中毕业时,他坐上绿皮火车,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。

  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,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,他忽然想到,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。

  走失前,他尝过巧克力,吃过很多种水果。到新家后,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,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,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。

  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,因为“很像吃过的巧克力”。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,他也会掰开尝尝,因为“很像核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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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李静芝记得,第一次见面,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:我来自陕西,有个哥哥,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“新”字,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,走失前,我吃过石榴。

  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,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,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。时隔多年,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,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,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。

  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,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。之后的四五个月,李静芝逢人便打听,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,她也托节目组找人。

  巧的是,节目组有临潼人。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,一问之下发现,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。

  陈立鸣已经36岁了。他是在有孩子后,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。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,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,“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”。

  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,不知道找谁,直接去了派出所。登记信息及采血后,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,“她那儿有很多线索,应该能帮到你”。

  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,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。他们一一核对,没有结果。李静芝推荐他登报,再到“宝贝之家寻子网”做登记,8个月后,陈立鸣认亲成功。

  有一次,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,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,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。

  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,女儿在5岁走失。李静芝说“孩子还有记忆”,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,描述家里环境,在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上发布。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,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,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,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。

  陈琴西记得,每次出门认亲时,李静芝会反复强调,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,实在困难,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。

  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。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,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,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。

  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。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,发现不是。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,多给男孩拍些照片。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,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。

  在李静芝的帮助下,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,只花了2个月。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,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,一把拉住她:“你放心,我儿子就是你儿子。”

  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,但越为别人高兴,也就越为自己难过。她想知道:“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?”

  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,会有家的记忆,不少人已在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做过登记,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。

  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,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。孩子两岁失踪,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,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。

  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,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。有一年,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。“彻彻底底绝望,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。”

  2009年,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“打拐”DNA数据库。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,“只要采血入库,总有一天能比对上”。

  她刷微博,玩抖音,“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”。迄今为止,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。55岁那年,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,嘉嘉是她“非来不可的理由”。

  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,寻子的内容不变,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,23年、27年、32年。

  有人说她图出名,李静芝回应,“如果有其他办法,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?我还得说下去,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(找到孩子的)机会。”

  每次面对镜头,讲起儿子的故事,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,都会大哭。

  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“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”。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。更多家庭依赖她。陈琴西60岁了,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,一直使用昵称“寻子贾牛娃”——儿子丢失时,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。张会侠也已65岁,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,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。

  这些年来,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,就是李静芝。

  陈琴西说,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,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,就会回到西安,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,“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”。

  今年4月,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“打拐办”。其中一条线索显示,多年前,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。查到男子的住址后,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,抽血采集DNA后,比对上了。

  5月13日,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“打拐办”的通知。等待认亲的那几天,她数次失眠,“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”数到天亮。她怕儿子认不出她,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。

  在现场等待时,她已经哭过一场,很紧张,“最害怕给出拥抱后,儿子没有反应”。结局是,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。

  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,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,举着硕大的寻子牌,希望引起记者、警方的注意。

  有人问她:“你找到了孩子,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?”李静芝郑重地说,“我一定会继续”。有媒体来采访时,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,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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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张宝艳是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,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。截至目前,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。

  根据她的经验,在寻亲的群体中,李静芝花费32年,其实并不算长,“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”。

  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,她总结过规律:“一般来说,‘家寻宝贝’的难度较大,‘宝贝寻家’则相对容易。可问题是,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,他们想法千差万别,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。”

  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;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,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,害怕再次面对未知;有人被养父母告知,“你之所以来到这里,就是因为被抛弃了”,结果对寻亲很排斥。

  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,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,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。

  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——找亲生父母,会伤害养父母。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,对方执拗地强调,只有当养父母去世,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。

  如今,手机普及了,拍照不成问题,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,街道装上了摄像头,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。张宝艳明显感觉到,在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上,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。

  5月18日,中国公安部“打拐办”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,2009年至今,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,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。

  她特别指出,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。

  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,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。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,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,进行DNA检验,并录入全国数据库。

  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,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。“说实话,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。”张宝艳坦言。2017年,李钢等人发表的《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》显示,他们基于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拐卖儿童数据库,以跨度为1980-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,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。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。

  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,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;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,寻家时已经91岁,她被拐了84年;有人自称“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”;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,“当时哭得厉害,嗓子疼得说不了话”。

  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,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,其他项目大片留白。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,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,他的失踪地点写着“亚洲”,不愿公开照片寻亲;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,自称出生于1933年,“身份证日期,不一定准确”。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,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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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011年春节,在一档电视节目中,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,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《天使的翅膀》。

  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“妈妈”,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。

  张宝艳介绍,嘉嘉走失的1988年,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。她介绍,那时候在农村,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,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,再次生育并不可行。

  也有一些地区,家族文化氛围浓厚,比如在福建和广东,“家里男孩多,人多势众,在当地就有话语权”。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,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,仍要再买一个男孩。

  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:被拐卖的孩子里,男孩占了绝大多数,而女孩的走失,多数源于被遗弃。

  张宝艳说,贵州、四川、云南、重庆、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,而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。在《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》一文中,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,“西部集中拐出,东部分散拐入。”

  罗新就在其中。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,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,有时候彻夜清醒。

  这些年,他做过装卸工,在后厨配过菜,在网吧当过网管,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。“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,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,没法坚持下来。”

  他“思想负担重”,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,“生活乱糟糟的”。

  “在青少年的时候,我已经被压垮了。”他说,那时候,他就想要一个答案,害怕等得太久,找到父母时,对方都已经不在了。

  认亲时已是2009年,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,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。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,母亲在街上卖水果。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,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。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。

  如今,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。他当年走失后,母亲生了两个女孩,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。

  这些年,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,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:有人没上过学,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;有人被拐卖到新疆,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;有人被认为“不好养”,被转卖过好几次。

  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,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,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。

  张宝艳总结,对家有记忆的孩子,容易变得非常敏感,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。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,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,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。

  “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,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,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。”她说,前来登记的家庭中,不少夫妻已离婚。

  失去儿子的时候,李静芝埋怨过丈夫。两人一起找了5年,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,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。后来,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,“太冷了”,就离婚了。

  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,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。那时,两人都已再婚。

  在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上,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。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,家人互相埋怨。有人自杀,有人“一直在路上”。也有人积劳成疾,壮年离世。

  在广东,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。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,可她要坚持,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。

  在西安,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,妻子没工作,又丢了小儿子。工作之余,他会骑上自行车,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。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,揣几个馒头,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。

  寻子四五年后,这位父亲患上脑癌,很快去世。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“心结”。

  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,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。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,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,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,他进门必换拖鞋、洗手,为了找到家,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。

  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,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,“找寻之路还要继续,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,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,尽管足够残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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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找到人,并不是终点。

  李静芝解释,认亲成功后,一些家庭还算融洽,大部分却都“不太容易”。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,比如,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;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。

  “相比之下,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。”她说。

  不久前,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,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,两方都是“淡淡的”,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。还有一个小伙子,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。

  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,和弟弟相处不好。此前,养父对他不太关心,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。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,总觉得“别人欠我的”。

  “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,不在一个轨道上。”在李静芝看来,这些家庭“团圆”后,需要心理辅导。“告诉父母该怎么做,孩子该怎么做”。可她也担心,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,有人会放弃寻亲。

  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,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——孩子在哪儿,是否活着。

  陈琴西说,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,和小时候不一样,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,“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”。张会侠则说,“只要他过得好,想回来可以,不想回来也可以。”

  如今,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,会马上得到回应。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“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”。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,听到他说,“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”。

  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,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。“他得忙他的事了。”李静芝语气低沉。

  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,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,找到嘉嘉后,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,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。

  “寻亲的过程,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。”张宝艳坦言,事实上,多数家庭在团圆后,不得不作出“折衷”选择——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。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,也怕不被接纳,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“边界线”,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。

  也有最极端的情况,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,始终不认亲生父母,“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”。

  有一次,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,他介绍了养父母,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,他会叫两个母亲“妈妈”,毕竟“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”。

  找到家之后,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,会给他们养老送终。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,“不用管我,我有你的姐妹照顾”。

  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,直言改回去“可能性不太大”。他求学、工作、结婚,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。他把原名“宁非”拆开,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,陈亦宁、陈亦非。

  最近,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,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。时隔多年,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,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。

  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。32年里,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,用几层袋子缠好。

  认亲之后,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,可她还会觉得“是在做梦”。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,盯着半晌。“我总在想,他其实没有变,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。”

  有一次,她和嘉嘉开玩笑,“你能不能再缩回去,回到3岁,咱们重新开始生活?”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:“好。”

  (应受访者要求,罗新、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)

  (记者 王景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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